八一队十年祭:“撤编、降级”中国足球的阳谋

这个名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以朝鲜人民军的建军时间命名,朝鲜国家足球队的主力几乎都来自该俱乐部,该队也是国内联赛的”十三冠王”。

在这支隶属于朝鲜人民军的球队中,球员、教练都配有军衔,据说还设有“政委”,纪律严明是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。

与之类似的是中国在一九五一年成立的八一队,在一九九四年职业化之前,因为球员全部是现役军人,球队接受军事化管理,战斗力极强,多次获得国内冠军。

哈增光、高筠时、陈复来、曾雪麟、徐根宝、李富胜、贾秀全等球员,就是早年八一队中的佼佼者。

一九九三年,当时的北京丰台体育场找到八一队的领导,希望八一队将主场设在丰台,并承诺给八一队“茶水费”两万元,其统治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
“茶水费”这事儿对于八一队上下来说都很新鲜,有免费的主场用,还有钱拿,真是天大的好事。职业化之后,所谓的“茶水费”开始以指数爆炸的形式呈现,飙升到一百二十万。

此后几年,八一队为了挣得更多的“茶水费”,不得不四处奔波。他们先后把主场设在石家庄、西安、昆明、重庆、新乡、湘潭、柳州等地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流浪者”。

职业化第四年,一九九八年,除去职业化的限制,当时隋东亮、黄勇等健力宝小将归队,同年龄的另一支留在国内的国青队员郭辉逐渐崭露头角,队中还有沈阳部队撤编后调上来的刘俊威等队员。

这些队员的归来和加入并没有增强八一队的实力,反而是因为年轻气盛,互不买帐,在训练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引发队员间的冲突,“刚回来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架”。

赛季末,八一队“顺理成章”地降级,而这段故事又是一场与川足由来已久的恩怨。

追溯到一九九五年,四川全兴在赛季结束前面临降级的危险,倒数第二轮,当时实力不俗的八一队在成都“放水”,帮助全兴队保级成功。两年后,全兴队知恩图报,同样也在赛季结束之前拉八一队上岸。

八一队降级那年,最后一场比赛同样是面对四川,八一队通过高层接触,并不太乐意的全兴队只答应,“不尽力取胜”。

四川全兴也不是不想放水,只是老板杨肇基有进前四的名次要求,如果输给八一就完不成任务,而这是和年底的奖金挂钩的。

“能不能略微在经济上表示一下,哪怕比奖金低很多也行”,但当时八一正好处于一个敏感时期,“撤销编制”已经被提了出来,更不用说拿钱出来买球。全兴为了表示对当年的回报,“到时候你们尽管攻,我们能防就防”。

但人算不如天算,彭晓方一脚乱射,居然踢出世界波,亲手把八一队送出顶级联赛。球进了后,本来喧嚣的球场足有半分钟的鸦雀无声,像一座死城。

没有人去激烈地拥抱彭晓方,他跪在地上,嘴里念念叨叨。后来有人问过他念叨什么,他说,“我只说了两个字,天意。”

二零零零年,转会到成都五牛的彭晓方在教学赛上又进了八一队一球,当场被八一队员围殴,他脱身退到另一块场地,愤怒地说:“老子就是克八一,下一场我还进你们球。”

降级后的八一队将主场搬到河南新乡,请来了一位韩国教练李康助,他在来中国之前是韩国军队下属的俱乐部尚武队的主教练,李康助以两军交流的名义留下任八一队的技术顾问,实际行使主教练职权。

当时,球队训练的地方毗邻军事重地国防大学,“每天只要李康助下楼都要有人跟着他”,队员们不得不排班轮流“看守”李康助。

八一队不仅请外教麻烦,请外援更是,就算引进其他国内球员,也需要对方有军队的关系才能特批入伍,而球员工资又比俱乐部低得多。

当八一队把请外援的想法向上汇报时,得到的答复是“我们做不了主”,仅仅半年后,李康助就回到了韩国。

二零零一年,重新杀回顶级联赛的八一队咬紧牙关苦苦奋战,最终赛季惨淡收官,只是保级成功。

最后的两年里,他们移师湖南湘潭做最后的挣扎,球队又相继经历了“初阳事件”和“飞机故障”。种种动荡之下,却再一次闯入足协杯四强。

当时正处于联赛中期,获悉被撤消息的八一队上下无心恋战,因为接到了“不许回京”的死命令。

就是在这拥有五十二年历史的球队的最后一年里,裴恩才与庄连胜的“罗生门事件”成为击溃球员生存信心的最后一击。

九月底,八一全体队员被叫到二楼会议室开会,领队庄连胜到会,球员们似乎已经知道,这是一个更换主教练的“例会”。

当主任说出“为了队伍能冲上中超,下面我们现在请队员们选举主教练,候选者是庄连胜和裴恩才”时,时任八一队主教练的裴恩才怒不可遏地走下了主席台,冲出了会议室。

“选举工作”继续进行,与会的二十九名队员拿着不记名的白纸开始轮流投票,最终庄连胜得到二十二票,而摔门而出裴恩才只得了少得可怜的七票,这是庄连胜第三次担任八一队主教练。

裴恩才对下课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,“队员和教练都在整我”。因为比赛安排和阵容的问题,起初配合默契的裴恩才和庄连胜渐渐地产生隔阂,最终形同陌路。在裴恩才下课前,两人几乎已经无法交流。

最后这一年,八一队最终以史无前例的十连败结束了最后的征程。巧合的是,也是在那一年,甲A联赛正式告别历史。

职业联赛是面冷镜,不合时宜的情怀都将淘汰,留下的只有理性的计算。甲A完结了,八一也消失了,他们共同化作历史的尘埃。

当年的人可能无法想象,八一队解散之后,中国足球却开始怀念这支被冠以“高执行力”的球队,甚至以军训的形式锻炼所谓的血性和志气。

在没有外援的年代,八一队可以不受地域限制的从全国网罗人才。最初的时候,部队背景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单位,刘玉栋就能打成将军。

最早的八一队,名将如云,两大国门李富胜、王振杰,拥有国家队的半条防线,贾秀全、朱波,中锋有盛柏华、杨祖华、张宗本。

除去自身体质的原因,八一队的衰落还有关键因素,那就是大连足球。出于特殊原因,大连人参军踢球,然后加入八一队成为一项历史传统。

而且当时参军有种种好处,社会地位、政治待遇,家里若有人在军队,门上一贴“光荣家属”,当地无人敢碰。

一九八一年,地区行政的划分调整,原来的旅大市改为大连市,大连开始自组足协,自建球队,原先送给八一队的苗子,也就截留了下来。

八十年代中期,地方企业开始介入足球赞助,不到一年几乎所有地方队都接受这类模式。

那时全国联赛尚无主客场,所有球队住在一起训练,吃饭都在一个食堂,地方队接受赞助后个个开小灶,人参炖鸡,王八炖汤,飘香四溢,而八一队只能干瞪眼吃大锅饭。

职业化后,八一队更受冲击,体制所限,军队体工队无法接受企业冠名,然后队中出现几个踢球的巴西人,他们算什么,编制在哪儿,别说外援,连内援也不可能,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军人。

这种没落是一种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必然,然而二十年后,却有人开始怀念一支军人组建起来的球队,作为曾经的一面旗帜,它代表了一种纯粹的足球,然而这种单纯无法接受金元的冲击。

当初,姜杰祥是八一队左后卫,素以拼命三郎著称。一九九零年,老爷子去世时,立下遗嘱,骨灰洒在工体以及先农坛球场左后卫的位置,“我死也要看着中国队踢赢外国队。”

二零零一年,米卢率国足历史性杀入世界杯,姜家到工体草坪左后卫位置拜祭。这是中国足球应有的气节,然而在数十年的折腾里,已经渐渐荡然无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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